处于世界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模式

处于世界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模式

一、从奇迹到成熟：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

中国曾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著称，但过去十余年间，这一发展势头已逐渐减弱。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后，资本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曾经推动工厂主导型扩张的人口红利也日渐式微。与此同时，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与全球贸易武器化，暴露了中国对海外市场和进口技术依赖的脆弱性。为维持增长，中国决策层正将国内消费和自主创新视为新的发展引擎。这种经济再平衡旨在打造更具韧性的经济体——既减少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又能更好地满足日益城市化、日趋成熟的中产阶级的诉求。然而，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其难度远超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早已展现出与全球其他超级大国比肩、甚至在某些领域更胜一筹的实力。无论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还是机器人技术和绿色科技，中国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实际应用方面也占据优势。最近发布的DeepSeek系统充分彰显了中国技术实力的先进程度。这些技术突破正逐步转化为生产力增长，有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导权争夺战中占据优势。然而，中国转型对其国内经济和全球体系角色的更广泛影响仍不确定。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日益紧密的结盟关系，以及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能否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些关键问题都悬而未决。

我们通过审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不断演变的地位，特别是美国贸易政策造成的最新地缘
经济裂痕，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发展。

二、在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逆风下的战略转型

中国正在实施重大战略转型，从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向以内需稳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这一转变标志着在国际格局两极分化和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进行更广泛的地缘战略调整。通过培育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中国政府旨在降低对波动性出口市场的依赖，并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中国正践行“双循环”发展战略，政策制定者将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并通过有选择性地参与全球市场来巩固这一战略。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为这种转型奠定了基础。此外，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的在科技、能源等关键领域强调自力更生的举措，彰显了强化经济自主权的决心。

1. 逆风挑战了北京转向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努力

然而，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努力正面临强劲的逆风。多年来被信贷推动的投资和出口势头掩盖的结构性失衡，如今正在浮出水面：国内需求疲软、房地产行业步履蹒跚，以及不断累积的工业产能过剩，都造成了持续的通缩压力。

中国国内消费持续受困于房地产市场疲软的余波——这主要源于为遏制开发商杠杆率而实施的“三条红线”政策。在2021年达到峰值时，房地产业及相关活动占GDP比重超过30%。监管收紧引发大型房企违约风险，导致交易量断崖式下跌。2025年3月新开工面积较上年同期下降23%，较2019年同期更是暴跌62 %。由此引发的房价暴跌侵蚀了家庭资产负债表，削弱了通常支撑消费支出的财富效应。

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需求增长预计仍将保持疲软态势。在消费者财富承压的背景下，家庭信心持续脆弱——这一趋势自2022年4月起进一步恶化，当时受疫情冲击已显疲态的消费者信心，在上海实施严格封控后再度断崖式下跌。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历史低点，并长期维持在低位徘徊，短期内私人消费难以实现强劲反弹。

不过，最近的房地产数据中可以瞥见企稳的苗头，表明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触底，预计到2025年底或2026年初将出现更广泛的企稳。主要城市的二手房销售已开始复苏，部分得益于政府出台的支持措施。

然而，承受压力的并非只有中国消费者。出口领域的持续挑战已导致国内工业基础产能过剩问题。特朗普政府重启贸易战后，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重创中国出口企业。作为反制措施，北京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了125 %的关税。尽管双方随后达成今年90天贸易休战协议，将美国实际平均关税降至约55 %，中国关税也降至10 %，但这场争端仍危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令本已吃紧的工业基础雪上加霜。事实上，在最新一轮关税冲击之前，中国企业的库存销售比就已开始攀升，暴露出制造商在出货方面已举步维艰。因此，中国工业企业亏损率从2018年的15%左右飙升至2025年3月的29%。

这些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中国的价格指标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2025年初整体消费价格已陷入温和通缩，但出厂价格的下滑幅度要严重得多。生产者价格指数在2025年6月前已连续32个月为负，这表明中国正面临阻力性通缩的风险。

2. 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

综合来看，这些趋势表明中国可能正在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将优先考虑债务偿还而非投资。

即便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消费或投资仍会持续增长。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日本始于1990年代的“失去的二十年”期间，其核心在于资产价格下跌、国内需求疲软与私营部门谨慎行为形成三重压力的恶性循环。在这种环境下，传统货币政策刺激措施效果大打折扣。此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便成为重振经济的主要——甚至往往是唯一——有效手段。

随着北京着手构建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政策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中国领导层已意识到这些挑战。这项于2024年9月首次公布的政策调整，在2025年两会期间获得进一步推进——当时北京提出了更为积极的经济战略。在这场年度最高政治机构会议中，北京释放出向刺激内需、稳定市场及实施空前财政刺激计划的决定性转变信号。此次调整最显著的特点是摒弃了曾象征财政纪律的3%财政赤字上限。如今，北京正通过放宽监管、提供流动性支持和选择性纾困等手段，深化对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国家干预，展现出更加积极的经济调控姿态。

除了直接的市场干预措施，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更着眼于通过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来重振内需。针对汽车、家电和消费品推出的以旧换新补贴等举措，旨在刺激家庭消费。政策制定者还计划通过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金、医疗补贴和失业救济——来增加可支配收入并减少储蓄，从而培育持久需求。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从依赖基建和房地产转向消费驱动型扩张。

然而，近期推出的刺激措施未能提振需求，难以打破当前消费者和企业普遍保持谨慎的消费态度。这些政策并未引发消费与企业支出的激增，反而遭遇了克制——由于房地产行业亏损重创资产负债表，家庭和企业都在优先修复财务状况。正如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所呈现的，大幅降息也未能重振需求；民众更倾向于去杠杆而非举新债。
3. 财政刺激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
为避免全面爆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需要在多个领域采取果断行动。财政政策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精准支出刺激需求。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即便货币政策宽松，私营部门也会优先偿还债务而非借贷。若所有行业都进行去杠杆化，经济将面临通缩和停滞的风险，这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可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持续实施旨在提升生产力的投资性财政刺激——例如基建、绿色科技和社会保障住房——从而稳定总需求。

然而，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直接向家庭发放财政转移支付（如减税或发放消费券）往往收效甚微。因为此时家庭面临的困境并非源于收入不足，而是资产负债表受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偿还债务和修复资产，而非消费支出。因此，财政支持资金要么被用于储蓄，要么用来还债，根本无法有效刺激需求。这种行为削弱了常规经济衰退中常见的乘数效应。

鉴于中国紧张的公共财政，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以重建国内动力，并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
不过与日本相比，中国仍握有几张王牌。北京可以借鉴日本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潜力远超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还有充足空间。其政治体制也便于快速调整政策方向。关键在于，按名义人均GDP计算，中国已达到12,614美元，增长空间依然可观。尽管未来几年增速预计会放缓，但对绝对规模的扩张预期仍将保持稳定。

三、科技战争引发“寒武纪大爆发”

尽管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宏观经济挑战，但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和具身机器人研发等创新领域却表现亮眼。深信科技（DeepSeek）甚至为“科技巨头七强”（Magnificent 7）带来了类似“斯普特尼克时刻”的突破——这些科技巨头近年来股价持续走强。深信科技以极低成本取得卓越成果，这促使全球资本市场开始质疑硅谷那条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教条：唯有砸重金堆叠芯片才是技术霸主的唯一路径。

中美“科技战”的推动

日本的经济转型经历，是通货紧缩压力下产业转型失败的警示性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美日半导体协议就在全球创新浪潮兴起之际，日本对芯片出口实施了严格限制。其结果是，日本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行业无法抓住随后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

然而，中国已成功避免重蹈覆辙。尽管“中国制造2025”计划大力推动机械制造本土化，但半导体领域进展缓慢——高昂的研发成本与大量廉价进口芯片的冲击，使得国内缺乏真正的市场驱动创新动力。这一局面在2018年发生根本性转变：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激发中国科技雄心而被戏称为“特朗普同志”）大幅收紧对先进芯片、5G和人工智能等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面对这些限制，中国企业被迫加速本土创新进程。由此引发的技术突破犹如地球生命大爆发般迅猛，让人联想到地球进化史上的生物快速多样化时期。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和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半导体等战略敏感领域。与日本不同，中国如今同时受益于外部约束与庞大内需市场的双重红利。这为自给自足创造了强大的动力，确保中国在技术价值链上的崛起保持在正轨上。

2019年迎来关键转折点，随着华为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切断了华为7纳米/5纳米芯片供应。正当全球以为华为智能手机时代终结时，该公司在2023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华期间，凭借自主研发的麒麟9000S芯片实现华丽逆袭——这款由中芯国际（SMIC）采用国产EDA工艺设计、完全依靠自主技术打造的7纳米芯片驱动的Mate 60 Pro手机，以惊人表现打破预期。尽管中芯国际的制程良率估计仅50%-60%（远低于台积电20%以上的水平），但这一突破不仅点燃了全国消费者的热情，更带动销量飙升数百万台。

作为回应，美国政府通过禁止英伟达降级版A800芯片来加强科技封锁——这是在A100芯片禁令后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此举导致百度、阿里巴巴等人工智能企业不得不四处寻找算力支持，但华为公司迅速推出性能达A100芯片80 %的Ascend 910B芯片。早期用户只能靠变通办法应对，比如走私A100芯片或租用云服务，但随着910B芯片的性能验证，“国产AI芯片崛起”的时代真正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华为并非孤军奋战。中国各地的科技公司纷纷推出自主研发芯片，其命名本身就彰显着抗争精神：以“Cambricon”命名的公司象征着人类进化的重要飞跃，而“Biren tech”则意为“攀越科技压制的悬崖”。尽管英伟达在中国的营收从2021年的30 %暴跌至2024年的不足15%，但Cambricon的营收却呈现爆发式增长——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达到2024年全年收益水平，净利润更是实现显著转正。

此外，中国的AI领域蓬勃发展，DeepSeek成为最耀眼的明星。根据斯坦福大学2025年AI报告，中国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当被问及中国为何能如此快速进步而其他人没有追求TSMC的3纳米生产工艺时，一位本地AI科学家直言不讳地回答：“别人拥有无限的计算能力，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依赖人力资本。”

2023年，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人数突破500万大关，远超欧盟和美国200万的总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每年培养的10万名毕业生中，有30 %投身科研创新，其余人才则为经济发展注入创新活力。特朗普政府近期对美国学术界的打压，反而加速了人才逆向流失——顶尖学者纷纷选择留美深造或回国发展。

关键在于，中国科技行业正在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尽管国产芯片存在初期局限，人工智能企业仍选择采用本土芯片，为芯片制造商提供完善设计所需的收入支持。这种良性循环反过来又推动了中芯国际等代工厂的发展。唯有通过这种市场驱动的飞轮效应，诸如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聚焦芯片/人工智能/量子领域的“十四五规划”以及地方补贴等政府举措，才能真正发挥实效。

到2024年，中国最大的出口不再是“新三样”（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而是芯片——正是美国试图削弱的行业。英伟达的黄仁勋已经呼吁变革，美国政策制定者现在认识到他们的策略所带来的反作用。2025年，特朗普扩大了封锁范围，禁止华为的Ascend芯片在全球使用，实际上划出了一道科技领域的铁幕。尽管全球北方国家可能会遵守，但全球南方国家——就像对待5G一样——很难拒绝性能强大且价格低廉的芯片。

全球投资格局正见证着中国科技股的戏剧性重估。当美国“科技界的七大巨头”面临被深创科技超越的挑战时，其股价虽经历大幅回调，但也只回升至先前水平。与此同时，涵盖半导体、先进制造和生物科技领域的中国科创板50指数，在2024年9月政策转向后强势飙升。这一跃升源于北京2024战略政策调整与加速推进的半导体国产化浪潮，标志着全球科技竞赛进入新阶段。

四、锻造第二增长曲线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当新产能逐步取代旧产能时，中国企业并未坐等利润率下滑。强烈的生存本能驱使企业家们团结在行业共识之下：“要么出海要么出局”。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主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走向全球已不仅是出口商品那么简单。相反，这需要涵盖工厂、供应链、技术、服务、品牌和资本的全方位国际化战略，从而开辟第二增长曲线。

回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三十年，其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1992年的2.4 %飙升至2021年的峰值20.3 %，到2023年略有下降至18.3 %。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可以专注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制造业部门，依靠产能扩张来创造利润。

然而，2012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国内事件和一件国际事件——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加速了它们的全球化进程。首先，中国自2012年起进入为期三年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通缩周期。其次，美国同年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加征最高达250 %的关税。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企业意识到：必须更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以保障利润，将易受关税影响的产业转移出中国，并向“微笑曲线” 的两端延伸，从而获取更高附加值的回报。

从那时起，中国企业开始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进程，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金融驱动型投资。

如图表所示，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并购主导型外商直接投资的腾飞，中国企业抓住机遇收购全球困境资产。2012年PV反倾销税大幅加速了中国转向新兴产业投资以规避贸易壁垒的步伐。2018年中美贸易战迫使中国企业快速实现供应链全球化。

它们的国际扩张呈现出五个显著特征，这些特征由行业差异所塑造。

1. 传统制造业（如家用电器）：这些企业主要填补了西方和日本公司留下的市场份额空缺。以海尔、海信、美的和TCL为例，它们最初通过从通用电气或东芝等公司收购海外品牌或工厂开展代工生产 ，随后逐步在海外市场建立自有品牌。这些企业还通过与国际足联和NBA等机构合作开展体育营销，有效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并构建起全球销售网络。

2. 电子和机械供应商：在西方跨国公司“中国+1”供应链战略的推动下，这些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以苹果供应商为例，瑞思精密、京东方、科大讯飞和阳光光电等公司已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设立工厂，为iPhone生产屏幕、摄像头和耳机等核心零部件。同样地，特斯拉要求中国供应商将生产线迁往墨西哥，这促使宁德时代、三华智能控制和赣锋锂业等企业扩大在北美地区的电池制造、热管理系统及锂加工业务。

3. 汽车：面对全球本土化政策，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速推进海外扩张。尽管中国已连续两年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2024年出口量达586万辆，占国内产量的18.9 %——但上汽集团、长城汽车和比亚迪等车企仍在泰国、印尼、匈牙利和巴西等地快速建厂，以满足西方及全球南方市场日益增长的本地化需求。例如，比亚迪在匈牙利设立电动汽车生产基地，长城汽车则通过在泰国开展电动汽车生产来突破贸易壁垒，更好地服务区域市场。

4. 清洁能源：受关税、本土化政策及供应链安全措施影响，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中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行业之一。随着该产业从国内成熟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中发展起来，其国际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供应链垂直整合趋势。例如：赣锋锂业与国药集团在土耳其和摩洛哥设立生产基地，依托当地磷矿资源为欧洲市场生产电池；天合光能则在中国开展技术研发，在中东生产多晶硅，并在东南亚和美国进行组件组装，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缓解关税冲击。

5.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或许只是全球化征程的起点。自2022年中期以来，中国已连续三年面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走低的困境。与2015年不同，如今房地产行业已无法成为抵御通缩压力的救命稻草。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彻底断绝了中国通过“抱团取暖”策略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主动开拓全球市场，深入理解全球经济周期、产业格局、区域市场及文化差异，并据此构建全球化组织架构、供应链体系、研发网络和融资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家正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他们深谙日本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化战略克服国内“失去的三十年”困境，对关键数据了如指掌——例如日本制造业海外产量占总量三分之一、海外净资产占GDP三分之二、年度海外证券投资回报率占GDP十分之一等。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采取在海外重建供应链的战略，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

五、展望：驾驭复杂的转型

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将取决于其向国内消费、技术进步和领先业务的全球扩张进行再平衡的能力。然而，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对外贸易摩擦等逆风，将在短期内继续制约中国经济。政府的持续干预和加速创新，特别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可能会抵消部分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汽车、清洁能源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全球化将有助于分散风险和开拓新市场。

中国的长远前景取决于更深层次的结构改革，例如提高家庭收入、加强社会保障网以及培育开放而有弹性的商业环境。如果这些改革取得进展，中国或许可以避免长期停滞的命运，继续成为全球增长引擎，尽管增速会比过去几十年更温和，基础也会不同。

在本土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些变化对西方企业意味着什么？中国汽车和资本货物制造商正凭借更快的产品开发速度和20%-30%的成本优势，在西方市场抢占先机。为保持竞争力，西方跨国公司必须分析这些优势，加快自身的创新周期，并优化运营流程以缩小差距、捍卫市场地位。